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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英輝

 

為什麼要談英語的未來?

因為世界各地大家都在學英語,假使英語沒有前景,前途暗淡,根本不需費時費力去學它。所以在學習任何東西之前,我們都會自問:它有沒有前景或未來。但在談英語的未來之前,我特別將英語的未來置於全球化的脈絡中討論。倘若你問現在最流行、最熱門的觀念或詞彙是什麼?很多人會異口同聲回答是全球化 (globalization)。

那麼,何謂全球化?從經濟的觀點來看,全球化基本上就是人流、物流和金流,亦即是人才、貨物和資金的流動或流通。實際上,除了人流、物流和金流之外,還包含資訊、技術和服務的流動。

在全球化下,不管是人才的流通、貨物的流動、資訊、技術或服務的交流等,都在非常快速的移動(mobility)。動作快的人,就能藉著全球化的便捷性,掌握先機而享有知識、權力、財富和地位;移動慢的人,就喪失機會,最後淪為被宰制、被剝削的對象,因而形成現在M型社會的兩個端點。所以,全球化與mobility有密切的關係,大家必須思考自己是跑得快的兔子,或是慢慢爬的烏龜?要體任到全球化與自己的未來息息相關。

 

個人一直認為,在全球化的洪流中,人人必須培養三種能力,方能立足台灣、放眼世界。

第一是外語能力。雖說中文在全球已經快速崛起,而且前景大為看好,但英語仍舊是主控世界的語言,所以,外語能力中最重要的還是英語能力。

第二是專業能力。誠如《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 的作著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所言,專業能力是使自己變成「碰不得的人」(untouchable)、使自己的工作不能被外包出去(outsourcing) 的保證 (頁276-281)。

第三是外放的能力,亦即是隨時能到海外工作的能力。這三種能力相輔相成。然就個人的觀察與體驗,絕大部分的人外語和專業能力難以兼具。通常有外語能力的人,往往欠缺其他專業知能(雖然外語也可成為一項專業),而有專業的人則欠缺外語能力。就因為絕大部分的人無法活用英語做為職場的工具,在全球化的勞動與服務市場中,我們便缺乏競爭的利器。英(外)語能力常被視為一國競爭力的重要指標,道理便在此。

 

有關英語的未來,尤其是2020年時英語的面貌,現代科幻小說之父英國作家威爾斯(H.G. Wells, 1866-1946)早於1933出版的《未來事情的面貌》(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書中,做了如下的預測:

大家意想不到的二十一世紀的一項成就,就是基礎英語(Basic English)將成為世界語 (as the lingua franca of the world ),而且被快速廣泛地使用,成了世界各地溝通的正式媒介(the official medium of communication)。易言之,到西元2020年時,全世界幾乎人人會說、會懂英語。(頁 418-19)威爾斯的想法或許過於樂觀,就目前情況而言,他的預期可能無法實現,但在西元2050年時英語將會是世界語。

 

葛瑞鐸 (David Graddol)可謂是當今西方學著中針對英語的未來著墨最多,且觀點引起最多討論的一位,尤其是《英語的未來?》 (The Future of English?1997)《英語下一步》(English Next, 2005) 這兩本書。他在《英語的未來?》書中描述英語在二十一世紀的榮景,但卻在標題後標上一個問號(?),暗示榮景可能是表象,也顯示他對英語前景的疑慮,尤其將來在中文、阿拉伯文和西班牙文崛起後,英文是否能維持目前獨霸的局面,他認為是大有商榷的餘地。

 

Graddol在《英語下一步》一書的封面加註醒目的警句:「為何全球英語可能意味著英語不再是外語?」“Why global English may mean the end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 若從Graddol的見解去思考台灣的英語教學現狀,個人以為台灣的英語教學大約落後世界潮流十至十五年,因為到目前為止,台灣仍舊把英語當作外語(a foreign language) 看待。

實際上,英語應該是我們的第二語言(a second language),而非是外語。第二語言和外語的地位非常不一樣,第二語言強調語言的功用,但在台灣我們並不談如何使用(use)英語,而是談如何學習 (learn) 英語。這種認知和態度是不對的,當英語已經變成一種全球的語言,若還拘泥於傳統的文法正誤,而不強調溝通與表達的能力,則英語將停留在外語的層次。

 

目前世界各地早已不將英語視為外語,而是第二語言,在課程上一個很重要的發展是,我們大學一、二年級必修的大一英文或大二英文,也就是在美國一般稱為「English 101」的課程,三至五年之後,很可能從台灣的大學課程上消失。大學生不再修習大學英文,那該學什麼呢?學習自己專業領域的英語文,亦即是一般所稱的ESP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換句話說,學商的必須修習商業英文,學機械的修習工程英文,學醫護的修習醫謢英文,依此類推。大學一般英文課程將被ESP課程取而代之。事實上,個人於四、五年前便大聲疾呼以ESP作為大學英文課程的內容,當時並未獲得廣泛的回應。直到近一年來,ESP的發展有如雨後春蕈,各大學紛紛舉辦相關的學術研討會、開設相關的課程。一時之間,ESP成了英語教學的顯學,其盛況彷彿十年前的「應用外(英)語」。大學一般英文(或稱通識英文)的消失,專業英文(ESP)的興起,是英語不再是外語往上延伸的必然發展。

 

隨著英語成為第二語言的現實,小學(甚或幼稚園)開始教授英語,是語言學習往下紮根發展必然的結果,也使小學英語成為世界各地興起的另一股潮流。多年前台灣對於小學該不該學英語有很多的辯論,意見也相當分歧,個人曾經以「因小失大」(著推動學英語去改革學英語教育)的比喻批判英語教育往下延伸的政策,雖說是著眼於教育資源排擠的後遺症,然也顯露個人不認同小學開設英語的事實,尤其是在合格師資條件尚未能配合的情況下實施。

經過幾年的發展與沉澱,大家普遍可以接受的結論是:學習英語或外語,年紀越小或越早越好。小學學英語並不是台灣或開發中國家特有的教育現象;事實上,歐盟早於2003年便制定了一項新語言政策,規定所有歐盟國家的英語教學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歐盟國家的英語教學早先也和台灣一樣,只有中學六年的英語課程,外加大學一至二年的一般英文,但是六年的英語學習,根本無法應付大學各領域的專業英語文,遑論以英語來溝通與表達,大學只好繼續開設英語文課程,以磨練職場所需的英語文能力。

歐盟認為,全球化的結果使得職場競爭加劇,大學已經沒有閒暇教授一般英語文課程,必須切入職場所需的ESP。要挽救這種情景,提升職場實力,進而強化國家的競爭力,辦法只有一個:往下在小學實施六年的英語課程。如此一來,就能有十二年一貫的時間修習一般英文。因此,在歐盟國家一般英文課於第十二年結束,進了大學後便開始學習ESP,這是目前英語學習的世界趨勢。

 

除了David Graddol談論英語的未來之外,David Crystal在《英語為全球語言》(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書中也提到 “a language become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for one chief reason: the political power of its people – especially their military power.” Crystal 以為英語之所以能成為國際語,英美國的政治勢力,尤其是它們的軍事強權,是一個主要的催化因素。Crystal的論點當時遭到不少的批判,大家認為他的觀點過於簡化語言的複雜問題。

此外,Robert Phillipson在《語言帝國主義》(Linguistic Imperialism)中也談到一個重要的觀點:帝國殖民是英文成為全球語言的主因。印度學者Braj Kachru撰寫不少有關亞洲英語 (Asian English)的文章,在他的名著The Alchemy of English─The Spread, Functions, and Models of Non-native Englishes提到世界英語時,他特別用了英語這個字的複數形態,代表面貌多樣的世界英語。以上四位學者,特別是David Crystal和David Graddol兩位,是目前公認有關世界英語領域最具有影響力的專家。

 

世界上到底有哪些人在說英語?一般而言,說英語的人可粗略劃分為下列三種人:第一,把英語當母語的人;第二,把英語當第二語言的人;第三,把英文當外語的人。然而,就如Graddol所言,把英語當外語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很快地,全世界(尤其是印度和中國)都會把英語當成第二語言。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士,經常會把英語視為屬於自己的語言,但是,決定英語未來的發展並非是把英語當母語的人士,因為他們的人口僅有幾億人,而是把英語當第二語言或當外語的人士,例如:中國和印度,因為他們的人口遠比英語為母語的人士多出好幾倍。

 

同心圓

Crystal 以三圈(Three Circle)的劃分法區隔說英語的人士,內圈(inner circle)代表英語為母語的人士,外圈(outer circle)代表英語為第二語言的人士,擴散圈(expanding circle)則指將英語當為外語的人士。Crystal以西元1977年做為估計的基礎,依當時的統計,內圈的人口約有三億兩千萬至三億八千萬,預估現今人數大約有四億到四億五千萬,然占世界六十億人口的比例依舊非常低,自然不可能是決定英語未來的主角。

 

 

球體

Graddol也提出類似的統計,他以三個球體表示說英語的三種人士。如右圖所示,最底下的球體代表三億七千五百萬母語的人口,中間是第二語言的人口,也約有三億七千五百萬,右邊則是以英語為外語的人士,約有七億五千萬人。當然這些統計有時間上的誤差,數字可能不是很準確。很難正確回答全世界到底有多少人說英語,但將英語當作第二語言或外語的人口,遠比英語為母語的人士多,則是不爭的事實。

 

 

未命名
上圖顯示西元1950年至2050年百年間說英語和說西班牙語人數的曲線圖。

說英語的人從1950年約二億二千五百萬人,到2050年約五億人;說西班牙語的人則從1950年約一億二千五百萬人,到2050年約四億五千萬人,非常接近說英語的人口。當然外語除了西班牙語之外,一般也將日語、法語、德語、甚或阿拉伯語納入,然在學習外語或第二外語(對台灣許多人英語依然是外語)時,我們對外語未來的面貌應有所了解,以免習得已走下坡的語言,例如,二十年之後說日語的人將嚴重萎縮,因為除了日本之外,並不適行,但因為日本人口超過一億人,所以日語目前還是一種主要語言(a major language)。

徳語未來的前景與日語十分類似,而使用者真正不斷增加的語言是西班牙語和阿拉伯語,還有我們的母語—中文。毫無疑問的,中文未來十年、二十年將是上升最快的語言,也是擁有最多人口的世界語,至於是否能取代英語的世界地位,有待時間的證明。

 

美國小布希總統曾於2006年1月5日召集來自美國史丹佛、杜克、柏克萊等百餘位大學校長舉行會議,與會者還有國務卿萊斯、國防部長、情報局長和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召集人等。布希向這批校長宣示規模空前的國家安全語言計畫(The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將中文、俄文、波斯語、阿拉伯語等外語,列為攸關國家安全的「戰略語言」。主導戰略外語計畫的史雷特說:「五○年代冷戰時代,我們對抗的只有一個蘇聯,但今天,情況複雜太多、太多了,世界是平的,我們的重點是面向全球,成為世界的一部分。」他強調:「美國人過去假定每個人都會英文,是不合理的。」

小布希總統此一不尋常的舉動,顯然與美國的反恐運動踢到大鐵板有關。布希政府反恐六年,成效不彰。布希政府接連對阿富汗、伊拉克動武,卻陷入泥淖。美國外交部派駐大約千名外交人員在伊朗,但會說波斯語的竟只有五個人,連敵人的語言都不了解,在當地當然拳腳難伸。小布希終於了解到該彎下腰,嘗試溝通理解,才是長遠之計。語言則是溝通的首要課題。

美國語言的教育經費直接由國防部編列預算。語言成了一種策略性的武器,在全世界是第一遭。顯見語言已成了國防策略的一環。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 於2005年3月7日的一篇報導,內容特別提到說英語但英語非其母語的人數比英語為母語的人數多達三倍,這種現象正在改變我們溝通的方式。( “Non-native English-speakers now outnumber native ones 3 to 1. And it’s changing the way we communicate.”)。

 

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也曾於2001年12月20日特別報導「英語的勝利—以其他手段建立的世界帝國」(“The triumph of English─A world empire by other means.”)。文中強調英語帝國的建立,並非透過傳統的武力,而是透過語言。語言成了國家戰略力量,再度獲得證明。

那麼,英語一旦變成世界語會帶來何種改變?甚或後遺症?首先,英語變成世界語之後,它再也不是外語,所以在英語教學方面,所有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的課程應該改成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相關的教學理論、教學法、教學內容等,將隨之改變。英語成為第二語言顯然是全球化的現象之ㄧ。

其次,英語將展現各地的多樣性(local varieties)。新加坡人說的英語文有他們的腔調,印度人說的英語也有自己的腔調,但他們講的仍是英語。所以,英語變成第二語言之後,一定會吸收地方色彩,大家將不再強調語言的純度及所謂標準英語的問題。誰有權利決定一個人的英語比另一個人標準?多樣性將成為英語的特色。在地化反成了全球化的必然發展。所以身處台灣的我們,絕不能妄自菲薄,因為我們也參與英語全球化的盛事。

 

英語變成世界語之後,它不但提供國際溝通的橋樑,也為建構文化認同提供基礎。前曾提及,大家為了小學生是否要學英語而爭論不已,大家的爭議主要環繞在文化的認同打轉,以為小學開始學英語將使青年人喪失文化的主體性。但假若全球化是a necessary evil,如何利用它來促成在地化,創造在地的利基,恐怕是英語成為世界語之後,我們更應該深思的問題。

 

近年來,歐盟正在大力推動「世界英語計畫」(The World English Project),此一前瞻性的作法很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鏡。傳統上,歐盟一直視英語為第一外語?(甚或第二外語),所以在課程設計上,和台灣一樣,從中學(secondary school)開始教英語,且把它當作外語的課程。把英語當作外語且十二歲開始學的話,如下圖歐盟共同架構(CEF)指標所示,十二歲的英語能力,約在CEF A1,換算成英國的IELTS測驗,分數落點在2.0;從十二歲一直學到十八歲,亦即所謂的六年中學教育,一個學生即使在怎麼努力,英語能力也只有CEF B2 或IELTS 5.5分。而即使達到IELTS 5.5分,以歐盟的觀點來看,都尚未達到進入大學的英語文門檻(國內學生要到英國留學,入學條件普遍要求IELTS要達到6.5分),更遑論以英語文為工具從事專業領域的溝通。

 

現在,歐盟認為應該把英語學習往下延伸,如果從小學開始學英語,到了二十歲進大學的年紀,英語能力就能達到IELTS 6.5,便能使用英語文從事專業學習。易言之,何以歐盟要強調從小學開始學英語?他們認為中學畢業滿十八歲,進入大學可以立即開始academic studies。這是歐盟正在進行的大計畫。歐盟開始這項計畫後,全世界似乎也比照同樣的模式開始進行。

 

當然,在英文變成世界語言之後,自然會產生全球不均等(global inequalities)的問題。前面我們談到全球化的問題,就是移動速度的問題,速度慢的,就會被淘汰出局。現在我們常談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和城鄉差距,但是大家是否也想過語言落差(linguistic divide)?以及語言落差所造成的貧富問題?雖然英語是世界語言,而且人人爭相學習,但,不可否認的,依然有為數不少的人沒有機會和能力學習英語。當英語變成全球化的語言,世界貧富的差距是否也越拉越大?

 

談到英語未來的發展,我們現在能夠做什麼?容我再引用Graddol的觀點,他以為英語變成世界語言之後,就好比一匹脫韁的野馬,大家已無法駕馭它。英語將來會如何發展,實在難以預測。但很明顯的,英語一定會和當地的元素(local element)結合。當我們思考全球化時代英語的未來時,我們不禁要問政府是否也將英語文視為國防、經濟和文化的一環?又如何與我們的在地元素相輔相成?而在世界爭相將英語文視為己有時,我們國家的語文政策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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